流行音乐：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******

　　作者：吴慧娟（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）

　　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兴起，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，港台流行音乐也在内地快速蔓延，并为音像市场繁荣发展打下基础。

　　内地歌迷最先接触到的流行音乐歌手，就是被誉为“甜歌皇后”的邓丽君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邓丽君演唱的《甜蜜蜜》《小城故事》等流行歌曲，传入内地的千家万户。甜而不腻的清新唱法，欢快轻盈的曲调，易于理解的歌词，给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打开了一扇流行音乐之窗。邓丽君的歌曲深刻影响了内地乐坛，一大批歌手从模仿她开始走上流行音乐演唱道路，一大批音乐人靠听邓丽君的音乐掌握了流行音乐写作技巧。

　　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，烙上中国印。”在198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，一首《我的中国心》通过电视机传遍大江南北，激昂的歌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。80年代，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《我的中国心》《龙的传人》等港台爱国歌曲得到广泛传唱，在大众中激发了浓烈的爱国情怀和血浓于水的民族自豪感。

　　流行歌曲在争议声中迅速崛起，并逐渐演变成为大众流行文化。年轻人以哼唱流行歌曲为乐趣，全国大型声乐比赛设置了“通俗演唱”奖项，正式承认了流行音乐的地位。从此，中国歌坛“通俗”“美声”“民族”三种唱法开始并驾齐驱。流行歌曲的种类开始增多，校园民谣、摇滚、迪斯科等萌芽发育。一曲表达人类呼唤和平和真情的《让世界充满爱》，通过百名歌星的集体演唱，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风采，将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推向高潮。

　　时间来到90年代，音乐创作呈现繁荣景象。虽然港台音乐仍然不容忽视，但内地流行音乐的原创力量开始得到社会认可。《亚洲雄风》《黑头发飘起来》等亚运歌曲走红，雄壮的流行歌曲与国际体育大赛结合，犹如一股流行音乐的传播“飓风”，感染了全体民众。摇滚乐走向高潮期，组乐队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潮流。城市民谣、校园民谣、军营民谣及说唱乐、爵士乐等不同风格的流行音乐百花齐放，《小芳》《同桌的你》《一封家书》等代表作，触动了亿万年轻人的心，反映了工业化初期，中国人口流动加快的社会变化。《东方之珠》《七子之歌》等回归音乐涌现，见证香港、澳门回到祖国怀抱，坎坷沧桑、大气恢宏的艺术效果，深深印在每位中华儿女的心头。

　　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流行音乐也走向繁荣阶段。制作精良的MTV将视听效果推向极致，流行音乐的艺术特征，也由此得到了彰显。“卡拉OK”在全国遍地开花，成为大众娱乐消遣的潮流消费，年轻人呼朋唤友K歌玩耍，商人把唱“卡拉OK”作为招待客人的保留节目，民间涌现出无数“麦霸”，这些世俗化消费的典型标志，体现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大众化、商业化。

　　迈入21世纪后，中国国力不断提升，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日益提高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，让世界为之瞩目，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。大众对精神消费的需求也随之高涨。这些因素，都影响到了流行音乐，使其呈现出了民族化、高雅化、国际化的趋势。以《阿姐鼓》《吉祥三宝》《北京欢迎你》《天路》等为代表，反映出音乐创作和流行的变化，社会大众的音乐审美提升，新生力量崛起，流行音乐走向多元化、个性化。在这个阶段，华语乐坛上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峰，“中国风”席卷全国，以陶喆、周杰伦、胡彦斌、许嵩等为代表的一批音乐人，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与西方流行音乐范式相结合的全新尝试，给中国流行音乐赋予了新的内涵，注入勃勃的生机与活力，让大众看到了流行音乐的更多可能性。

　　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，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音乐作品创作实现了数字化，通过网络迅速传播。2010年代以来，网络流媒体成为主流载体，网络流行歌曲逐渐变成主角，流行歌曲的创作群体急剧扩大，一大批网红流行歌曲出现，比如《小苹果》《卡路里》等。数字工具的普遍应用，降低了网络流行歌曲的创作门槛，快节奏、电子音乐、“洗脑”歌曲受到网友欢迎。不过，问题也出现了，网红流行歌曲的同质化严重，旋律、歌词的整体创作水平下滑，很多歌曲内容雷同，听上去很耳熟，却又很难分辨究竟是哪一首歌。高质量流行歌曲的稀缺，引起很多人的担忧。

　　在去年底，一首《孤勇者》横空出世。《孤勇者》本来是一款电子游戏的主题曲，却实现了破圈效应，在大众层面传唱，并演变成儿歌，成了小朋友们的“接头暗号”。有人做过测试，只要在小朋友身边哼唱“爱你孤身走暗巷”，立刻就会引起小朋友跟唱。《孤勇者》歌词寓意深刻，展现出奋斗拼搏精神，曲调昂扬，鼓舞斗志，正能量满满，这是它成为现象级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。

　　当代中国流行音乐虽然起步较晚，但发展态势迅猛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，如今已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，可以看到，其与历史互洽，与时代共振，并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，在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中国流行音乐。流行音乐演变的步伐并未停歇，还将继续伴随时代的脉搏而跳动，奏出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12月23日 16版）

直播带货藏“猫腻”，售假治理需多方合力******

　　◎新华社记者 邵鲁文

　　近年来，网络直播带货日渐兴起。在一些直播间内，低廉的商品价格、主播极具诱惑性的销售话术，让不少消费者怦然心动。

　　然而，一些直播带货的商品看似物美价廉，背后却可能潜藏制假售假的“猫腻”。各地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已查处多起通过直播平台售假案件，其中不少案件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。

　　服装、配饰是“重灾区”

　　记者发现，服装、配饰等是直播售假的“重灾区”。此外，酒水类售假也屡见不鲜。山东德州警方近期查处一起通过直播带货销售假茅台酒案件，涉案金额巨大，而犯罪嫌疑人用于制作假酒的基酒每斤成本只有8.5元。

　　直播售假已成为网购中不容忽视的问题，不少“网红”也曾因售假问题被监管部门处罚。2020年，有消费者质疑某主播团队成员在直播间售卖的燕窝是糖水。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人员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、罚款90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　　而在黑猫投诉平台，消费者针对电商直播平台的投诉已达万余条，涉及商品以次充好、虚假营销、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等多方面问题。

　　常用套路有迹可循

　　多名办案民警表示，围绕销售假冒伪劣产品，网络主播的一些常用套路有迹可循。

　　在山东菏泽警方破获的一起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冒牌服装的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采用大量营销手段宣传产品，并用话术诱导消费者。菏泽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方辉杰说，犯罪嫌疑人直播前会在多个社交平台进行新款产品的预热，甚至花钱购买流量引流，直播间几乎每次都有上万人观看。在销售过程中，以“大牌尾单”“工厂原单”等名义，利用部分消费者贪图便宜的心理，销售价格比正品便宜很多的假货。

　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不少售假团伙甚至还总结出多种固定套路。例如，在推销产品时，常常用“全部是内部渠道弄到的货，要是假货我还用那么麻烦吗？”“费力搞到货别人却不领情，这种心情你懂吗？”等话术营造找到货源不容易的感觉。而在鼓动消费者下单时，常常会使用“一共30单就上一分钟”“错过就再也没有了”“这个价格就上这一次，一会恢复原价”等说辞。

　　一些主播在直播平台上长期售假，也凸显出平台自身存在监管盲区。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马恒说，查处的销售假酒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曾在直播间连续直播卖货多时，仅一个月就销售假酒2000多箱。

　　中消协在《2022“双11”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》中提到，在“双11”转型升级、商品与交易逻辑再梳理的渐进过程中，平台与商家的规则边界意识还有待强化。

　　平台方监管责任需落实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一些平台已经采取措施，对直播售假行为进行治理。2022年9月，抖音电商就曾发布关于“三无商品”的专项治理公告，对销售无产品名称、无生产厂厂名、无厂址商品的商家进行严厉打击。此外，2022年11月10日，抖音电商还公布“打击售卖劣质羽绒服专项行动”阶段治理成果，封禁违规羽绒服商品33491件，清退相关店铺522个，处罚相关商家596个。

　　受访专家认为，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，影响了正常的经营秩序，也侵害了相关品牌企业的切身利益，同时侵犯了消费者权益，亟须严肃治理。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，借助直播平台售假现象增多，凸显出对这一新兴领域的监管尚存不足。2021年5月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制定的《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(试行)》开始施行。相关监管部门应秉持对假货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严肃查处各类制假、售假行为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　　2022年3月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，进一步明确了平台方的监管职责。

　　“各互联网平台需要进一步压实自身责任，对于入驻的电商经营者尽到主体资格审核义务，在保障消费者权利的同时，这也是促进自身业务增长的方式之一。”中消协律师团律师李斌认为，各大平台要做到严格落实监管，引导入驻商家恪守诚实信用原则，确保守法合规经营。

　　多地公安和消保部门也发出消费提示，呼吁消费者不断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，尤其是避免盲目冲动，做到科学消费。遇到消费纠纷时，及时向相关部门提供线索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